第七届常德原创文艺奖获奖作品：
顾城诗歌的远与近
文/肖学周
程一身
顾城（1956-1993）理论被视为“童话诗人”（源于舒婷的诗《童话诗人——给G.C》）。这个说法或容许以提醒顾城某些诗歌的表象，但假设用它涵盖顾城的一切诗歌未免有简化或片面的嫌疑。我以为它甚至不如“天赋诗人”准确，在中国当代诗人中，才气超越顾城的极端稀有。因此，肯定首先确立一个实在的诗人顾城，而实在的诗人顾城肯定是复杂多维的。
《顾城诗选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支出的诗超越了两千首，可以说顾城是个创作期间早、创作量大的诗人。其中最早的文本是《写在明信片上》（1962），基本上属于顺口溜。《松塔》（1964）才称得上顾城的第一首诗：“松枝上，/露滴晶光闪亮，/如同绿漆的宝塔，/挂满银铃铛。”诗的笼统、构想力与修辞之美兼具。从这一年算起，顾城的创作期间长达三十年。这三十年大体上可以分红三个阶段：早期（1964-1979）、中期（1979-1987）和前期（1987-1993）。
之所以将1979年作为顾城早期诗歌的终点，关键依据以下几个起因：首先，从创作来说，1978年3月，顾城将其早期作品编成诗集《无名的小花》，在序里，他称这些诗“基本上是我少年时代的日记”，并从“结交大人造”“逃脱世间的纷争”转向“思索社会”，这标明作者无心终结“小花”期间。随后他在写作上开局借重技巧：“1979年终，我才开局接触现代技巧，读现代心思学和哲学，一夜又一夜听年长的诗友讲‘意象’‘张力’‘诗的姿态’，最使我惊讶的是他们给我引见的现代诗作。”（《关于诗的现代创作技巧》）而且从1979年起，顾城写的诗歌数量猛增，进入其诗歌创作的高峰期。1979年3月，公刘宣布《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这标明顾城已从“无名的小花”变成了“有名的诗人”；其次，1979年7月，顾城看法谢烨，并于1983年8月8日结婚，从此开局了他的婚恋生存。基于以上思考，我把1979年7月作为其早期与中期的分界限。
之所以把1987年作为顾城前期诗歌的终点，是由于从1987年5月他与妻子出国，并于1988年1月移居新西兰，逝世前仅回京一次性（1993年3月15至23日），生存环境出现了剧变。除加入诗歌优惠以外，顾城的团体生存极端敞开，近乎隐居。相应地，他在写作上进入了“水银”器重书写梦境、幻觉和潜看法之类的“幽灵理想”，诗风趋于笼统内敛，标题大都冗长，甚至只要一个字，往往并无实质意义，只要区调配置。同时诗歌形体变化不居，往往是任性陈列、轻易组合，言语从人造转向了自在。据其自述，这种变新看法始于1985年（《水银》组诗，1985年11月-1988年3月），并愈演愈烈：“1985年后，我丢弃了一切先验的写诗目标，诗不到来不写，我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文字会自己执行，像一粒粒水银，滚动或变成空气，每个字都是自在的，不再代表人加与他的意义，就像咱们辞去了内在的职务复原了原本的性情。这是摆脱了魔法的文字，它会碰到另一些字，结成故事，或许沿着一个谐音、一个同声、一个偏旁溜走，有时是我的声响在字两边找到了它的形体，就像托生那样。”（《诗奇观二则》）这种所谓的变新使顾城的前期诗歌意外难解。但其诗歌主题还是可以掌握的，大抵是怀乡兼复旧主题（组诗《城》为这方面的代表作）、死亡主题，以及劳作主题等。在某种水平上，顾城把他命名的洪流岛变成了他团体的桃花源，他在那里辛劳劳作也享用生存。从另一个角度说，顾城的出国其实是一种逃离：“我会逃走/路会隐没”（《往世》1987），这种逃离既与寻觅彼此响应，又与死亡有限凑近。顾城前期显得很有智慧，无论面对什么状况，他似乎都能“与命不违”。所以无论处置哪种主题，他都显得那么安静，文字洁净完整。思考到前期的婚变事情，他居然没有让生存中的痛苦败坏他的诗歌，做到这一点真是非同寻常。
相对来说，我更青睐中期的顾城：婚恋中的顾城，家庭中的顾城，而不再是学校中的顾城与社会中的顾城。虽然顾城仍是社会的一员，但他这个期间的诗歌集中关注的是团体的婚恋感及存在感，并重于处置爱的主题，诗风清澈灵动，留下了一批柔美的诗篇，如《门前》（1982）、《早晨的花》（1983）等。尤其是后一首诗出现了惊人的美：“一切花都含着蜜水”、“细细的舌尖上闪着蜜水”，这里的“蜜水”当然是诗人恋情甘美的写照。“我同时看见/她和近旁的梦境”写出了梦与真合一的时辰，可谓书写恋情幸福的神来之笔。借用顾城的组诗《颂歌环球》（1983年10月-1985年11月）这个名字，可以把这个期间称为“颂歌”期间。此时的顾城仍是那个爱人造、爱空想、在黑暗中寻觅黑暗的诗人，多出的一点是他还爱妻子。不过也逐渐出现了爱妻子与做自己之间的弛缓相关，用他的一首诗来说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爱你》（1983）。起初的理想证实，顾城对爱的渴求和对爱的无措成了造成他喜剧的起因之一。对此他似有预见：“爱的结果是什么？未必不是癌”（《答》1981），除了在字典里找到的这对预示他命运的同音字之外，他又说：“……男子可以看见她/却无法抵达她/这就是千万年的/女性崇敬之谜/她成为一个情结/一个因无法企及/而来临世间的喜剧”《诗的事情——笔记》（1985），这标明在顾城心目中与其说爱是既成的理想不如说是无尽的或许。写完此诗的第二年，李英出现了，并于1990年到来他身边。假设“无法企及”只是一团体的压制性喜剧的话，“可以企及”则或许成为一团体以上的纵容性喜剧。顾城盼望同时领有两个女人，结果她们都选用了退出他，这个真挚盼望爱的人最终把爱变成了一场劫难性的失败。随着其诗中爱的主题变成死亡主题，死亡便成了爱的归宿。让我吃惊的是，顾城婚后三个月写的寓言故事诗《螳螂的婚事》（1983），其中一个惊悚的情节是雌螳螂“咬下了丈夫的头颅”。妇孺皆知，顾城是《昆虫记》的热心读者。法布尔在该书中引见螳螂时写道：“……理想上，螳螂甚至还具备食用它丈夫的习性。这可真让人吃惊！在吃它的丈夫的时刻，雌性的螳螂会咬住它丈夫的头颈，而后一口一口地吃下去。最后，残余上去的只是它丈夫的两片薄薄的翅膀而已。这真令人难以置信。”既然是寓言故事诗，显然不应将这首《螳螂的婚事》视为对动物学理想的便捷叙说。
很小的时刻（听说是5岁），顾城就看法到了死亡的未免防止性：“死亡是位细心的收获者/不会丢下一穗大麦”（《在这严惩明亮的环球上》1981）。到了前期，这个热爱生命的人似乎厌倦了生存，这个努力于寻觅的人似乎更“须要长睡”。面对爱的崩盘，死亡成了这个家庭的竭力维系者对无法处置的疑问的极端处置方式，而墓地就是一张供他劳动的床。“我知道永逝来临，并不悲伤”（《墓床》1988），这是他发自心坎的独语。顾城的最后一首诗《回家》（1993年9月3日）是写给儿子的，他要儿子带他回家，这个过后无法能成功的美妙恳求让这首诗充溢了父子亲情和生命的温热，令人慨叹唏嘘。不过，早在《我的墓地》（1981）里，顾城就曾经预先拒绝了这些物品。
以上便捷梳理了顾城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小花”期间、“颂歌”期间和“水银”期间。在我看来，顾城并非起初变复杂了，理想上其复杂性从早期就曾经奠定了。就此而言，即使是早期的顾城也绝非“童话诗人”可以概括的。这里无妨从诗体谈起，顾城写得最早的是古诗，他一直是个古诗写作者，并以古诗写作著称于世；其次是旧体诗，始于1969年的《池边行》，在《顾城诗选集》中，其旧体诗独自收录到1987年。但这并不象征着尔后顾城丢弃了旧体诗写作，而是不时在写，只是《顾城诗选集》的编者顾乡不再予以辨别，也可以说顾城曾经把旧体诗融入古诗写作当中去了。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遥念》（1987）和《白语》（1988），前者被列入旧体诗，但每句诗前面都附有文言译文；后者是对唐诗《杂诗》“近寒食雨”的改写，齐全驳回了古诗的方式，当前人的意象奇妙地表白了自己去国怀乡的感情。直到谢世之年顾城还写了不少旧体诗，如《青山》《“空山不为空”》《“鸟与声俱去”》等，其中有的凑近禅诗（早在1982年他就写了一首《偈》），如《“生也平时”》（1993）：“生也平时/死也平时/落在水里/长在树上”（最后一句似乎预示了其自缢于树的终局），这首诗既有旧诗形体上的划一，又有古诗言语的深刻（顾城前期显示了超强的书面语入诗才干），出现出新旧融合的特点。可以说顾城的旧体诗写作也是继续性的，数量不少。但其旧体诗写作的意义或许更多地体如今对古诗凝练性的促进方面。第三是歌词，顾城的歌词写作始于1969年的《梦曲》，继续到1992年。其歌词大多具备浓烈的抒情气息，一般具备深思风格，如《小山雀》（1980）。顾城的诗，尤其是前期诗，具备奥秘高深的特点，他的歌词却不时晓畅朴素、柔美动人，是顾城诗歌中的珍品。可以说从《我是一座小城》（1980）到《我做了一个梦》（1992）串连了他永世的情感历程。
此外，顾城早期的诗还有“寓言故事诗”“工农兵文艺”“连环画配诗”“台历诗”（佚失）等，其中“连环画配诗”驳回了旧体诗的方式，其他均是古诗。在我看来，最值得留意的是“寓言故事诗”。这类诗始于1971年，独自收录到1984年，理想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顾城还写了一首《“叩头虫在跳板上翻跟头”》（1993）。虽然这类诗经常难免深刻直白，但它们表现了作者亲密关注并奇妙回应社会理想的偏差，更关键的是这类诗表现了作者的批评性和讥刺性（其讥刺才气在组诗《布林的档案》中施展到极致）立场，它和那些书写人造的称誉诗构成了顾城早期诗歌的两极。这类诗无疑是对“童话诗人”的间接反驳，至少它们是相持性的存在。“寓言故事诗”标明顾城一直没有丢弃理想关心，即使在试图回避理想时他也是直面理想的。就此而言，可以把他称为一位变形理想主义诗人。更令我触动的是《割尾巴》（1978），该诗间接讥嘲了江青，否认了过后的口号“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很显然，只要抓住这个维度才干片面了解顾城的早期诗歌。与之响应的是，顾城在古诗《巨星》（1976）中以“巨星”喻刚病逝的周恩来总理，并在《白天的月亮》（1976）中反映了“四五静止”。顾城对自己在“文革”时代的处境做过这样的描述：“我捧着一滴雪花的泪，/呆看着污秽的陆地。”（《恶浊》1979）假设不了解顾城的这类诗，就无法了解他为何写出了《一代人》（1979年4月）这样的名篇：“黑夜给了我彩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觅黑暗”。这首只要两行的诗写得很奇妙：首先是两个“黑”之间在理而妙的咨询：“彩色的眼睛”是人造的，“黑夜”却是社会的。早在《秋千》（1977）里，顾城就用“夜”比喻过“文革”：“好长的夜啊，足有十年”。“给”则源于一种强加的外力，它旨在使人人同质，以黑染黑，表现出极度的暴力性，暗含了对一代人的捣毁与损伤。但随后作者用寻觅“黑暗”的意志与“黑夜”的理想构成了有力的反抗。可以说，《一代人》这首诗凝练地概括了“文革”时代对人形成的渺小创伤，在沉着的反思中表现出踊跃的态度。理想上顾城终其永世都在努力摆脱“文革”的黑夜烙在他心中的黑暗，或许说他终生都走在寻觅黑暗的途中（《咱们去寻觅一盏灯》1980）。正是这种无法治愈的精气创伤和试图修复的剧烈盼望使他重复堕入空想与破灭中：“空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空想放过。”（《我的空想》1969）。他无法从新开局生存，只能生存在昨天的“黑夜”与未来的“黑暗”之间。从诗中看，愈到前期，这种有望的寻觅愈使他感到困倦操劳（《我会困倦》1981、《归来（二）》1982），造成寻觅主题逐渐演化为劳动主题，并最终与死亡主题叠合在一同。
“文革”对顾城的影响还表如今他的人际观点上，即对他人的信与疑方面。在《眨眼》（1979）中，无法信的社会理想显然在不时坚定诗人坚信的欲望。在《窒息的鱼》（1972）中，他写道:“冰层绽放了——/浮起有数窒息的鱼。/它们大睁着混浊的眼睛，/似乎还在示意疑心。”信与疑的主题起初衍生出两个变体：一个是相熟与生疏：“你的眼睛/在相熟的夜里/为什么还是那样生疏”（《草原》1981）；一个是远和近：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远和近》（1980年6月）这首诗表白的观点是，人与人造尚可亲热，人与人曾经疏远。“你看我时很远”，“我看你时也很远”，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远”既是觉得，也是理想，是“文革”留下的广泛后遗症。关于这种“远”，他人或许都不同水高山有所化解，顾城却一直消弭不了对他人的恐怖感，可以说“远”固执地摆布了他的永世，使他慢慢疏远了他人，疏远了社会，把自己和自己生存的中央最大限制地敞开起来。特意是前期，他远离祖国，远离亲人，只宿愿妻子谢烨与情人李英围绕在他身边，但当她们也远离他或试图远离他时，这就等于要了他的命。就此而言，“远”塑造了顾城的命运。
从“近”的角度而言，与其说顾城是个“童话诗人”，不如说他是个“人造诗人”，与其说他是个“人造诗人”，不如说他是个“空想诗人”。也就是说，顾城的“童话”实质上是一种“任性”的“空想”。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生命空想曲》（1971）、《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1981）。这种空想很容易在美丽的人造中找到对应物，但美丽的人造带给诗人的刺激是有限的，并无余以弥漫他心坎的渺小空间，由于顾城毕竟是个有社会关心的人。就此而言，顾城的空想源于黑暗恶浊的社会理想与他黑暗洁净的社会理想之间的抵触，或许说源于他的理想生存与理想生存之间的抵触。对顾城来说，空想使他疏远理想亲热诗歌，尤其是促进了他诗中丰盛的构想力。可以说《远和近》这首诗为了解顾城的人造观和社会观或人际观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切入点。
在我看来，《远和近》比《一代人》更有逾越时代的意义。《一代人》的经典之处在于它是对“文革”时代感触的虔诚记载。首先它是顾城团体的感触，同时也是“文革”那一代人的独特感触。换句话说，《一代人》的时代性大于逾越性。关于《远和近》这首诗，顾城说它显示了“人与人之间习气的戒惧心思和人对人造原始的亲切感”（《关于的一封信》）。这关键是针对“文革”时代来说的，虽然在诗中“远和近”是并置的，但作者显然并重于“远”，或许说是以对人造的信赖反衬对人的不信赖。就此而言，“你看我时很远”足可与陶潜的“心远地自偏”构成光芒的对称：在不同的时代语境里，顾城再次使“远”在汉诗中焕收回了光荣。理想上，《远和近》的疏远主题并不局限于“文革”时代，从当天的目光来看，它成了顾城留给咱们的一句箴言或预言：“你看我时很远”，间接地说就是“你疑问我”。它实用于那些把早期顾城视为一个纯正“童话诗人”而未看到他反思并试图“纠正”社会理想的人，实用于那些把中期顾城看成一个幸福的恋情诗人却没有看到爱对他的困扰的人，实用于那些把前期顾城看成一个失控的疯子却没有看到爱与死的微妙的人。顾城貌似怯弱超脱，其实有潜在的暴力偏差，或许他比其他人更虔诚于时代，尤其是早期。他深知“可怜”是“幸存”的依据（《幸存的原理》1981），作为严酷时代的剩存者，无论距离多久相距多远，他都没有摆脱“文革”记忆对他的继续“优待”：“正像没有一团体能防止/自己/防止黑暗”（《熔点》1984）。在某种水平上，他的终局也可以视为“文革”的宿疾发作的结果。如今，了解顾城仍是个疑问：咱们离他究竟是近还是远？是离顾城的诗近离顾城这团体远，还是离顾城的诗和人都很远？对每个读者来说，了解顾城其实就是了解自己。假设你从顾城的诗中读到了自己，你应该离他不远。